认可的，不愧是后面的“坨爷”之称，当然李坨在文章最后的发问，方明华并不打算回答。
最后问一句方明华同志：从去年那篇《站台》，到今年的这篇《秋菊打官司》，如果再算上前几年写的那篇《一个都不能少》，写的都是现实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文坛一片“先锋”笼罩中，依旧有着现实主义小说的生存根基？而你称之为新写实小说。”
又聊了几句，才挂掉电话。
在柏林，他一直拒绝穿西装，要不是登台前如果不是事先有人以维护国格“威胁”，他觉得穿着平时那个粗布棉袄上场挺好。
“哦，您说。”
“小说这种载体受众还是比较小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老百姓也很少看杂志小说，为了扩大影响力，我建议拍成电影！”
“是明华同志吗？”
第一次看到民告“官”，最后竟然还赢了！
此时的张亿谋还笼罩在一片幸福当中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。
这个秋菊，还有小说中作为“反面人物”的村长王善堂，他们的一举一动看上去是还那么熟悉，还有那些故事，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。
“多谢刘常委鼓励。”
就在今年（1988年），2月12日举办的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，张亿谋凭借电影《红高粱》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，这是这是中国电影人首次在欧洲大三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。
“明华，你写的那篇小说《秋菊打官司》非常好啊，昨天的《人民日报》你看了吗？报纸专门对这篇小说进行点评。”
当时，张亿谋穿着出国前才做好的西装，他大笑着接过那尊因《红高粱》而获得的“金熊”，然后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。金熊在他头顶上灿灿生辉。
“对，就是他！刚刚在国外拿奖，是我们国家更是我们秦省的光荣！我让文化厅的同志和西影的吴厂长沟通下，让他说服张亿谋拍你这部小说！”
“那就好，伱们强强联手，一定会拍出一部既有美学价值又有教育意义的影片！”
本来自己就是个憨人嘛，非要让我穿西装？
方明华用自己细腻的笔，为庸碌的人们徐徐展开这幅生活图景：一个怀孕的女人，是凭借着怎样的坚韧与倔强，一步步“上访”，最终讨得一个说法。如果说这是法律意识的觉醒的话，我更愿意为其加上一个注释：这个觉醒含着人情的温度。”
“这就是现在的中国，陈旧而向往现代，迟缓而渴望迸发。城市里高低不齐的街景中间，廉价旅馆旁是“新潮发屋”；镇上赶集的年画摊上，港台明星的画报与伟人的画像并列其中，这一切都像是個隐喻。
儒雅？风度翩翩？
那不是自己。
“那你要好好看看，可是对你这篇小说大加赞赏，文章说：这篇小说给普通老百姓以及普通干部上了一堂鲜活生动的法制课，老百姓如何维护好自身权益，基层干部要改变自己一些违反法律的做法，否则就会被老百姓告上法庭.这可比拿着法律条文念一百遍也强啊。”
虽然有人评价不好，不过他觉得很满意。
“你是说张亿谋吧？”方明华问道。
现在，他正在自己家里，欣赏着这张照片。
刘常委在电话里说出自己的意见：“咱们秦省不是出了一个著名导演吗？让他来拍！”
方明华坐在椅子上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想起刚才的话。
张亿谋过去开门，是西影厂厂长吴天民，咯吱窝里夹着一个旧公文包。
“厂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张亿谋感到有些惊讶。
“我来看你获得那个金熊奖，是不是就变个人？”吴天民说着进了房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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