斛三斗，重量合起来的话，容量比木牛大些。

　　相比于木牛而言，流马使用环境更加的特殊，使用场景在河流等地。

　　大汉二次北伐基本是傍水行军，途径西汉水（嘉陵江），渭水，斜谷水等等。但由于水浅难行舟船，诸葛亮特将舟船改小，好似后世小艇模样。

　　这让不知器械的刘禅实感羞愧，自己虽是后世之人，但由于是文科生，天生对这些器械这等物并无了解，更不用说古代用木质形成的精巧器械。

　　入了社会，除了兴趣之物外，学校所学之事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。改进的农具还是当初参加培训，了解古代农业发展才知道。

　　刘禅殷勤地为诸葛亮端过一盏茶，称赞说道：“相父妙思，朕不胜钦佩。”

　　诸葛亮受宠若惊，接过茶盏，捧在手里，自谦说道：“臣不敢当，此物非亮一人独自所为，蒲伯初（蒲元字）在其中出力，亦是颇多。”

　　刘禅挥了挥手，示意侍从将木牛推走，与诸葛亮边走边聊，说道：“伯初技艺巧夺天工，所铸兵刃锐利，甲胄坚固。虽无上阵厮杀，但其功不下于诸将。朕以为可将其封侯，以示我大汉爱才之心。”

　　诸葛亮与刘禅对案而坐，其挺直腰板说道：“启禀陛下，臣以为可行。士农工商皆乃大汉基石，不宜偏私，赏蒲元可励大汉工匠进取之心。”

　　作为齐法家代表人的诸葛亮，‘四民思想’必然与数百年前的管子一样，而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法家必然不同。

　　管子（管仲）认为‘士农工商四民者，国之石民也’；而商鞅却认为‘学民恶法，商民善化，技艺之民不用’‘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，故其国贫危’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齐法家认为士农工商不分高低，都是一个国家的柱石，应当根据四种百姓的特性而去治理。而秦法家却认为四民之中，除农民外，士、工、商三民都是游食者，应当减少游食者，而使农者变多。

　　如果从马后炮来说，商鞅变法使秦国强盛，一统天下，致使秦法家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成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的主流思想，思想愈发的禁锢。如果是齐法家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，或许一切都将不同。

　　为什么秦法胜，而齐法衰，其实很简单。那将是秦法对于执政者来说容易处理，而齐法家对执政者施政难度太高了。

　　管仲可以利用经济战整得各国苦不堪言，再通过战争使齐国称霸；而诸葛亮可以用经济手段，以西北一隅之地，数次举兵北伐，压着曹魏打。

　　再看看后面的继任者的表现就知道，管仲死，齐国衰；诸葛死，蜀汉弱。

　　刘禅沉吟半响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可封其为亭侯，亦或者为关内侯。”

　　诸葛亮跪坐蒲团上，建议说道：“臣以为可累功进封关内侯，大汉国中得封亭侯者，皆是有大功之人，如邓伯苗、马幼常、潘承明。伯初之功虽大，但实难以比之。”

　　确实如此，在大汉想获得亭侯这个爵位难之又难。江州都督邓芝还只是亭侯，征战多年的向煜、李骞二人也还只是亭侯。

　　“可。便依相父之言！”刘禅说道。

　　《兴汉公问对》

　　中祖曰：“何以安国？”

　　亮曰：“国有四民，勿使杂处，杂处则其言，其事易。”

　　中祖曰：“何以处士、工、商、农？”

　　亮曰：“处工，就官府；处商，就市井；处农，就田野。令夫士，群萃而州处。”

　　中祖曰：“何也？”

　　亮曰：“少而习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见异物而迁焉。故民安，则国安。”

　　中祖曰：“如此之为，四民将不变矣！”

　　亮曰：“非也！野处之民不为恶，其秀民能为士，勇者可为将。有司见此民而不以辟之，其有罪，当以律法论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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